前文提及的创设了集中管辖制度的司法解释，由于在刑事和民事诉讼法中缺少对应的法律规则，就有违反这项约束条件之嫌，至少也是需要承担更重的正当性论证负担。

其中违法情形包括违反法定程序（编号、备案、复审等）的情形。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执行的是浙江省《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DB33/383- 2005），标准中关于有害物质的限量甚至宽松于自来水。

既要扩大民主参与，又要适当地兼顾效率。[30]关于程序效益原则，我国学者很少专门讨论，江必新法官认为，程序效益体现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高效作出行政行为，要重视节约行政成本，减少相对人的负累。正当法律程序既是标准制定必须遵守的要求，也是衡量现有技术标准制定程序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第47条规定：复审结论为废止的，公开征求意见。因为真正利益代表缺乏有效参与，在程序一开始便存在不公正。

标准制定程序中的公开，不仅仅是结果的公开，还应当包括建议、立项、起草（包括起草单位、人员背景信息）、审查、批准、废止等全过程公开，包括会议过程以及会议纪要等标准制定材料的公开。毋庸讳言，无论在我国标准制定的法规文件中，还是在实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消费者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这种弱势地位虽然有普通公众知识局限性的因素，但绝非仅仅如此，民主意识、民主观念薄弱和参与途径不通畅也是重要的原因。一、实践法学的由来及其形成基础性话语的方法在实践法学这一定位和称谓中，实践指当代的法律实践，其中首先和基本的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即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及其实施过程。

法权早已出现在现代中国法律体系中，表现为进入法律文本并且由法律直接配置和规范之各种权，只是法学界一直对其疏于研究，没有形成概念而已。我理解，从法学基础性研究角度看，其中有两方面的原理今天需要特别关注和领悟：（1）客观事物、实体与相应学科主观逻辑范畴的关系。至于权到底具体指称权利还是权力，主要由复合名词中置前的名词决定。[11]马克思评价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绝对方法只有唯一一条道路，即马克思说的第二条道路。我们对权力的研究应不只局限于国内。

例如：我国《宪法》第8条、第130条分别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其中的前后两个权具体指称的虽是权利，但却都是在权利权力共同体意义上使用的，是以可指称权利权力共同体的名词权的名义具体指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权利。[3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所以，确立实践法学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核心话语，无异于汉语法学面临的一场革命。我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当今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国法学却一直没有基于本国特有的法律实践选定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没有抽象出本土的、本民族的法学核心范畴。

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有本质，而且每种品类也都有本质。（2）没有从国家的权力、公共机关职权、权限、公权力、正当公职特权、公职豁免中抽象出的权力概念。按照这个定义，汉译外语法学论著并不是汉语法学的组成部分。[25]我现在认同郭先生关于思考不应限于法律所定的权利、权力的意见，但引入权的概念可解决他提出的应将法外权利、权力纳入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问题，因为权的范围在法权的基础上增加了剩余权即法外的权利、权力。

众多欧洲语言，如德语用Recht、俄语用право一个名词表述法律和权利两种有根本区别的概念，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只能根据上下文才能区分它到底指其中哪一个。还须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绝对方法中，逻辑起点有两个，即第一条道路的起点和第二条道路的起点，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除以上基础性构成部分外，实践法学话语体系还有其他重要范畴和一系列与传统观点区分开来的命题，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从略。[2] 一百多年来，从日语法学引进汉语权利义务法学的有代表性论述，可参见以下教材或论著的相关部分：織田萬：『法学通論』，东京：有斐閣1902年版第147-216页，此书汉译本的相同内容另见织田万：《法学通论》，刘崇佑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29-146页。

（一）实践法学的话语体系的基础性部分，是选定权作为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实践法学话语体系有两根基础性支柱：选定法内法外各种权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 [此文的压缩版发表在《法商研究》2023年第3期第57-71页，这里发表的是未经压缩的全文。如对各方一致看重的权利，不仅来历、身世不明，主体、本质没有合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说法，连它的指称范围、分类等20世纪上半叶入门型教材都讲清楚了的内容（尽管不一定合理），中国21世纪有代表性的高等法学院校法学基础性、入门型教材中反而找不到了，以致权利到底包不包括权力，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修宪权、释宪权、宪法监督权、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到底是不是权利以及它们何以成了权利而不是权力等极普通内容，这类教科书都没有交代。[31] 磯谷幸次郎：『法學通論』，东京：日本法律學校編輯部，1896 年版，第182-194页。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把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把商品价值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基于同样的道理和需要，作为相近学科的概念体系，实践法学选择将法现象的本质区分为抽象本质与本质实体（或具体本质）。汉语权利义务法学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日语法学引进后加以发展形成的传统，选择权利或权利义务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同时以权利或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构成法现象解释体系的框架。

但马克思的绝对方法在黑格尔的那唯一一条道路前，增加了一条道路，即前述第一条道路，正是增加的这条道路让黑格尔的那唯一一条道路有了唯物主义基础。毛泽东曾经说：‘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3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纪念版，第370页。[29]现行《宪法》第102条中的两个有权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条中的无权中的两个权字的英文版翻译,即是权遭遇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

我首次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的范畴体系构建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限于宪法学领域，后来才扩展到法的一般理论领域。因此，基于理论本身的融洽性的考虑，它必须确定统一适用于不同法现象的认定本质的视角。另外，这样定义汉语法学，还为合理看待汉译外语法学论著奠定了基础。笔者电脑查阅了《民法典》《公司法》《立法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些法律都大量、常态化地使用单汉字名词权，使用得最多的背景是有权，还有授权侵权无权，其中所有这些权，都是以可指称权利权力共同体的名词的名义，来分别指称其中的权利、权力或两者兼而指之。

[30] 有代表性演讲或论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研讨会纪要》，载《法学研究》 2000年第1期，第156-157页。[36] 据统计，全国户籍人口中单字名伟的人数为323.6万。

[6]确实，按这个提法，法学是分为汉语法学和外语（或外文）法学的，后者如日语法学、英语法学等等。法现象只能以概念的形式进入法学思维。

显例之二是，用玉米高粱等做原料，因方法不同，有的厂商只能生产出低附加值的大饼、饼干，有的生产出高附加值茅台、五粮液白酒，经济效益大不同。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地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

所以，至少从外在特征看，实践法学是与权利义务法学有根本差别的法现象解释体系，两者在合理、系统地解释中外今古各种法现象方面不可避免地处于竞争状态。至于中国法律制度和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权，以及权中法权与剩余权的联系、区别等基本的方面甚少得到关注的课题，那是法学研究而不是法学教材能处理好的事情。一个名词如果只反映所指称现象的范围，它至多是一个二维的平面概念。法学其余基本概念和重要概念的产生方式可循例类推。

[20]笔者深信，分析法现象也是如此。其中的前后两个权，具体指称的都是权力，但却是以可指称权利权力共同体的名词的名义具体指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权力的。

其中最深切的感受是，在汉语法学基础理论领域，研究方面使用的话语虽然开始逐渐贴近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但在教学领域却几乎依然如故。原始的首要表现，是在选定核心范畴时对当今和本国基本情况缺乏考虑，明显是跟着20世纪初年形成的汉语权利义务法学传统走。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笔者曾基于对法的一般理论最基本的使命是合理、系统地解释法现象的理解，循绝对方法的两条逻辑道路提出了一个由5+1+1共七个概念构成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2）第一条道路的终点也就是第二条道路的起点，即从抽象向理性具体上升的起点。

(责任编辑：鄂尔多斯市)